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，是“延安五老”之一，被人尊称为“董老”。作为公认的“培养一代人的匠师”和“言传身教的楷模”，他注重通过写家书的方式对家人与亲属进行教育引导。董必武与夫人何连芝育有3个子女。他不仅给子女等晚辈写信，也给妻子、兄弟姐妹同辈写信。一封封家书展现了“共产党人良好家风的典范”。
坚定理想信念，提升政治素质
辛亥革命后，董必武从一个清末秀才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。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后，他在斗争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。1937年，董必武对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追忆道：“五四运动发生后……我對马克思主义变得非常关心了。”在中国革命、建设的历程中，董必武不忘初心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，在家庭教育中十分注重理想信念的培育，教导家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提升政治素质。
1957年12月，大儿子董良羽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。想到他在中学时“不很注意政治”，1958年9月15日，董必武在给儿子的回信中特意教育他：“这里还要提醒你一下，你在学习专科时，必须常常学习政治，必须服从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领导。”理论上清醒，政治上才能坚定。董必武在信中教导他：“学政治要看《人民日报》，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（著作中应先学哪几篇，可请学校政治课教员指导）。”在董必武看来，青年人要树立雄心壮志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，将理想信念在学习实践中化为报国之行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董必武得知小儿子董良翮“短期内学习的成绩已有进步”，便在家书中进一步鼓励他：“应当立大志、树雄心，准备在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。”1961年9月5日，董必武在给女儿董良翚的家书中谈起董良翮的学习问题。针对董良翮当时“学习是被动的、不认真的”学习态度，他严厉地批评道，“没有决心要会一种本领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”，并提出要求，“他目前的问题主要是必须改变对学习的态度”。1961年10月28日是董良翮的16岁生日，董必武在这天作诗勉励他。诗中写道：“已过十五进十六，立志为人正是时。”1966年3月10日，在给董良翮的复信中，特别教导他：“好好学毛选使自己思想革命化，无论学什么都是为着革命。学着过硬本领，为革命服务就不至成为一句空话。”
坚定理想信念须锤炼党性修养。1971年12月，儿媳顿云润（董良翮的妻子）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董必武在家书中教育她：“应当仔细想想党员和非党员有什么不同。我们想，党员对革命要自觉地负责任，要关心全社的革命问题，要关心全县、全区、全省、全国的革命问题，还要关心全世界的革命问题。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。要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改造自己的世界观。”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，更要在思想上入党，做到政治自觉与理论自觉。
董必武给晚辈的信中经常谈理想信念与革命志向，他深知“革命的观点要有较长时期的熏陶才能培养出来”。因此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他特别注意用书信的形式，教育引导子女从小就要用科学的理论改造主观世界，培育坚定的理想信念。
在“文革”动荡岁月中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挫折，但董必武仍然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动摇。1975年1月4日，董必武给书法家林君选的题诗中写道“主义遵从马列坚”。3月5日，董必武写下人生中最后一首诗《九十初度》，其中写道：“遵从马列无不胜，深信前途会伐柯。”王观澜回忆说：“董必武是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。”
重视思想教育工作，讲究教育方式方法
董必武不仅教导晚辈要改造好自己的主观世界，也提醒他们在工作中要重视思想教育工作，做思想工作时要从实际出发，讲究方式方法。就堂侄董良俊的家中只有其母亲还未加入公社食堂一事，1958年10月12日，董必武在信中教导堂侄，劝说母亲加入不要只谈大道理，要懂得其实际困难所在并帮助解决;可以把自己讲解人民公社问题的回信读给母亲听，或者买一本关于人民公社的小册子，研究透了把道理向母亲讲清楚;要注意照顾母亲的情绪。他强调：“我想你母亲的事要慢慢地劝。你可以请你姐姐和妹妹劝她，请乡妇联主任或其他亲戚劝劝她。劝她时不要只谈大道理，要懂得她的实际困难所在，帮她解决。加入食堂问题不要把迁居问题拉在一块。食堂问题应先解决，迁居问题等实行迁移时再说，那时可以比较新居和旧居的条件，哪一处对生活更方便些，具体的东西摆在面前，她自己就会选择了。”董必武还关切地指出：“你现在处境很困难，母亲不吃饭，又生你的气，干部不另发她口粮。你切记一不要自己忧气，二不要和你母亲硬挺。你母亲是爱你的，暂时在气头上想不通，慢慢就会想通的。如食堂的饭粥打回去冷了，找一把茅草烧点火热一下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”
1965年3月10日，董必武复信已担任校团委组织工作的儿子董良翮，在信中强调“对团员的思想状况就只有在开会或谈话、日常活动中才能了解。了解校团员的步骤，先从了解各班级团的领导入手，然后依靠他们，经过他们了解所有的团员”。1971年12月14日，董必武给儿媳顿云润回信，谈了对于夫妻二人学习工作问题的几点意见。其中，董必武特别指出，董良翮在担任霍家大队一把手的领导工作中，“要注意思想工作”。
公而忘私，不搞特殊
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身居高位，有亲戚来信提出让他利用职务之便帮忙介绍工作等要求，他严厉批评并对他们进行教导。1950年初，堂侄董良勋给董必武写信表示“不愿意做供给制的革命工作人员”，而是“想找薪水制的工作”，请求董必武帮忙解决家庭生活困难问题。2月13日，董必武在回信中严厉批评道：“你到武汉寄我的信都收到了。所以没有复的原因，一来是忙，二来是不好复。不复你们对我还存在有若干希望，复了就要使你们对我绝望。”信中，董必武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：“要解决家庭生活困难的问题，一般的只有靠发展生产，大家都要从事生产。革命胜利的结果，提供了广大人民参加生产的机会。”他还教导堂侄应当端正态度，认清形势：“有剥削人的社会经济制度存在，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彻底解决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搞革命，要革去社会上人剥削人的制度。只有社会上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，大家努力生产，发展生产，那时人们才不致有家庭贫困的忧虑。”
1952年5月13日，当时在湖北省茶叶公司工作的堂侄董良新给董必武写信，表达了想到北京看望董必武的想法。董必武在信中告诉他：“你想来京看看我们，这意思是可感的，但你已有一定的工作岗位，三反运动后业务工作必定很紧张，我们伯侄单纯为一次见面而耽搁工作是不好的，还是把这个念头扔掉，好好做革命工作吧！”1953年12月9日，外甥王俊山给董必武写信请求帮忙调动工作。董必武在12月29日复信拒绝了他的请求：“你如果是青年团员，想调动工作，应向团请求，不应向我个人请求。”并在信中教育他要懂得“现在想凭借私人力量，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，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”，应当树立正确的观念：“革命是为人民谋利益，绝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。”董必武还在回信中将这些语句用红色下画线标记，以对有此类想法的亲戚起到警示作用。
堂弟董贤煦身体多病又赶上家乡遭受水灾，家庭生活困难。1954年10月，他不止一次写信给董必武，请求帮忙向银行贷款。董必武拒绝了他的请求，并特别教育道：“请你注意，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，必须为人民服务，除法律规定的职权外，任何人没有特权。”董必武还从自己的生活费里拿出部分帮助他解决生活困难。1958年3月6日，报名长期下放的大儿子董良羽来信希望父母提意见。董必武告诉他：“你希望我们提意见，我同意你愿意报名下放，也同意你自愿下放到的地方。如果再要问还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那就是领导上决定下放你到什么地方去，你就愉快地踊跃地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注重学习，读书进步
董必武终生有一大爱好：读书。董必武自幼年起就勤奋好学，走上革命道路后，学习马列著作更是如此。1928年，受党的派遣，董必武到苏联学习。1929年春，他进入列宁学院，刻苦攻读马列著作。罗章龙回忆道：“他在这段时间读书很多，积理极富，运思极深，实为同辈中所不及。”
对于亲友想要他利用职务之便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请求，董必武严词拒绝。但是对于马列书籍、农业手册等学习资料的需求，他是有求必应，慷慨解囊。每当在报纸上看到对子女亲友的工作学习有帮助的内容，他都会细心地在报纸上做出标记，留存并寄送给他们。董必武多次给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堂侄寄送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周报》等，帮助他们学习了解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发展农业生产的知识，及时学习国家有关农业生产合作化的方针政策。1952年5月13日，董必武在给堂侄董良俊回信中介绍了当时《人民周报》刊载的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情况，并将相关报纸一并寄送，教育教导亲人们向先进模范学习。他谈道：“我在报上看了几件事，对于你们住在农村劳动的人我觉得很有教育意义，我留下来寄给你们看。有两个是农村小学的模范教师，有一位是从抗美援朝前线负伤回家耕田又成为农村的劳动模范。你们看了后可转给周胜塆王述周看看。王述周是一个想不劳动或少劳动而享受较好的人，使他看看这些不怕辛苦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事例，对他可能有点帮助。”信中提到的王述周是董必武的一个远亲。5月底，他在给堂侄董良俊回信时一并寄送了9份《人民日报》，并告诉他：“现在我把五月十四日至廿二日止的九份《人民日报》寄给你，报的第三版最下一栏载有连环画，标题为《组织起来比单干强》。我在标题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圈，很容易找，你看一下。”并再次提醒道：“前寄回的《人民周报》内有一篇介绍川底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章。你看了就会知道什么是农业生产合作社。”20世纪50年代末，堂侄孙董邵简给董必武来信要《毛泽东选集》。由于此书“要预先订购”，董必武当时没有立即买到。1959年1月3日，董必武在信中告诉董良俊为董邵简购书的情况：“我们一方面为他预定一套，一方面找了一本毛著选读乙种本寄给他，昨日预定的书四册出来了，也寄给他了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虽政务繁忙，仍然挤时间坚持读书。在写给晚辈的家书中，董必武还经常谈论自己的读书学习情况。1957年末，董必武离京养病，在家书中向儿子董良羽介绍自己的近况：“每天除看地方报纸和《人民日报》外，写寸楷六十四个，小楷一百四十四个，这二十天因病因事耽搁了几天没有做到，绝大多数的日子就这么过的。”并以此勉励刚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准备入学的儿子珍惜时间学习，“我们总不让我们的日子白白地过去”。1959年9月11日，董必武给堂侄董良浩的复信中谈了自己近期的学习计划，“想看点马列主义的书，还没有开始，今后一定要定出计划来读政治经济学，每月读廿页”，并请堂侄董良浩监督自己。10月，董必武在给董良浩的回信中“汇报”了自己的学习进度，“我赶着把俄文《列宁主义万岁》第一篇中未抄完的译文单字抄至第五十一页”，到地方参观完毕后，次日“把其余未抄完的单字赶抄完了”。
董必武晚年仍手不释卷，不仅自己勤学刻苦，还注意教育和督促家人读书进步。1965年3月，儿子董良翮來信要父亲以高标准为他题几句座右铭。当时年近耄耋的董必武正在重温《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》，于是便将“九评”末章中讲接班人问题的内容题给他，督促儿子加强马列著作的学习。1967年1月12日，夫人何连芝抄完毛泽东语录一百条，董必武为此题七言绝句一首，鼓励何连芝学好语录对一生都大有裨益。诗中写道：“反复诵歌基础奠，用之不尽葆终身。”
董必武严于律己，是终身学习的典范。据董必武的孙子董绍新回忆：“为了方便在工作中阅读外文书籍和资料，爷爷一直坚持学外文。为了学好外文，爷爷还亲自写了好多小纸条，一面是外文单词，一面是中文解释和音标，用皮筋扎成一捆，稍有空闲就拿出来背诵，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前几年。”
此外，董必武多次对家人尤其是晚辈强调，学习要注意方法。循序渐进是董必武在家书中经常提到的学习方法。1950年5月8日，董必武给当时在湖北省供销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献之回信教导说：“每日还应当挤出一点时间来看革命的书籍，开始看些入门的小册子，慢慢再看专门的。”1958年9月15日，他在家书中告诉儿子董良羽要克服学习困难，需要循序渐进，“学习中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，循序渐进（也许‘渐进二字与你的口味不合，但我想学习科学的基本原理，渐进也不算坏），掌握所学科目的基本原理，应手脑并用，敢于创造”。1961年9月5日，他在家书中对女儿董良翚强调学习方法的重要性：“一个学期学多少东西是学校规定了的，学生根据自己的精力怎样学到手，其间是有一个方法问题。望你在实践中注意！”
严宽并济，事无巨细
董必武对子女学业的关心事无巨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必武有时忙到“想看的文件和书籍每天总是看不完”，但在家书中，他耐心地指导功课，逐字逐句地修改晚辈寄来的诗文信件。大儿子董良羽对写诗感兴趣。1957年末，他在给父母寄拜年信时一并寄送了自己写的诗。1958年1月2日，董必武在回信中提出表扬并将儿子写的诗仔细修改：“你有兴趣写诗，这很不错。你写的诗，有意境。这是诗的骨干，非有不可。诗要有韵律，这点你还没有研究”，“你的诗‘见‘健二韵可押，但‘进‘安不押，和‘愿‘健更不押。我为你改了几处，就成一首可念的诗了”。董必武把修改好的诗歌写在信中，并用红圈记号标注韵脚，并以此诗的修改为例给儿子讲解旧体诗的韵律知识：“‘遣和‘见在去声‘十七霰部，‘愿和‘健在去声‘十四愿部。‘愿部韵和‘霰部韵古时通用，因就你用的‘见‘健两韵，改掉了‘进‘安两韵。”20世纪50年代末，他教导女儿董良翚“高中各科都是常识，都应注意”，并特别提醒她多注意一些语文课。“一切课都要聚精会神地听，下课应抓紧时间复习，作业要按日做完;不懂得要问先生和同学，语文每课至少读十遍，有些课要背诵。每日练习写两百字左右的日记，写完了日记再睡觉。这样干开始当感到有些困难，勉强个把月，就习惯了。”侄孙女董绍敏文化水平不高，对于她的来信中存在的标点符号使用错误、语句不通顺和错别字，董必武夫妇一一改正并将原信退还，让她仔细对照阅读学习。1962年11月22日，夫人何连芝在给侄女的回信中列举了几种常用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，供她学习。家书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晚辈的悉心关爱，浓浓亲情跃然纸上。
董必武与子女之间既是家人关系也是朋友关系。对于子女存在的缺点，董必武像老师一样严厉批评;对于自己的不足，董必武在子女面前也勇于自省检讨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他在给女儿董良翚的信中严肃指出儿子董良翮存在的问题，“不切实纠正错误，哭也无益”，“要注意从不贪玩、听课注意开始改，才有进步的希望”。1960年12月4日，董必武在给女儿董良翚的家书中坦言：“你说我的性子太急，也说得很对，我不仅性子急，对人的态度也过于严厉，有使人不敢接近或接近而不能尽其词的地方。……参加共产党以后有些改变，但病根没有完全去掉，有时复发，你这次揭发我这毛病，我下决心改。”董良翮回忆说：“他不仅是我的父亲，更是我的朋友。”
提倡生产劳动，反对享乐主义
董必武不但自己“劳作甘如饴”，而且教育亲属要顺应革命与时代的发展，摈除落后思想，革新观念，即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他提倡“没有职业的人，应从劳动方面去找职业”。当时，堂侄董良焱曾给董必武写信表达到武汉行政部门工作的想法，董必武劝他在乡村办适合于当地农民需要的小学，“现在当小学老师首先是为人民服务，也因而解决着个人生活问题”。1949年7月17日，在给堂侄董良勋的回信中，董必武一并教导他们：“我们社会上有一种很陈腐的甚至很坏的旧观念就是鄙视劳动……我们应该以劳动生活为光荣。”1952年5月13日，董必武在家书中对努力参加农业生产，愿意自己劳动，辞谢政府拨工优待的堂侄董良俊提出表扬，称赞“这是新的好的表现”，并对享乐主义提出批评：“在人民革命胜利开始，有些人还想不劳而食，甚至不劳（动）的人想比劳动的人享受得更好些，这是大错特错的想法。”
学习求知不仅仅是要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，农业生产劳动也是学习的大课堂。
1962年11月22日，夫人何连芝在家书中教育侄孙女董绍敏要纠正“学习一定要住学校，一定要念书本本”的观念，“要把活路做好就必须在做活路中学习”，“我在这里并无轻视学校和书本之意，只是说离开学校和书本做活路，也要学习，也能学习”。
提倡平等，贴近群众
章伯钧说董必武是真正代表中国的劳苦大众的。董必武对于群众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是平易近人的楷模。长征途中，在毛泽东、周恩来的关怀下，中央红军为董必武等老同志每人配备一匹马。董必武却总是拖着一根棍子步行，很少骑马。在准备强渡大渡河的急行军中，董必武把马让给了患重病的饲养员，自己提着一根木棍拨着蒿草前进。
1949年7月17日，董必武在家书中以堂侄董良焱請求到武汉行政部门工作为例，劝诫教育董良勋、董良焱两位堂侄要转变观念，“做行政工作并不是做官”。1950年5月，董必武在一封家书中特别教育堂弟董献之：“学习脚踏实地的工作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作风。”
董必武在家书中经常提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近况并向大家问好。1957年12月，董必武给董良羽的家书除了告知自己与夫人的学习近况，还以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为榜样勉励儿子：“你妈妈每天也是写二百个小楷字，丁毓奎、周德治、小江都是这样。”这三人分别是董必武的警卫员、司机和服务员。董良翚说：“父亲从来都视他们如家人一般，是一种全新的同志关系。”
家风的生命力在于传承。董必武逝世后，夫人何连芝多次在给部队的侄孙董绍胜回信中，用董必武将自己比作“破布”，“党需要把自己补在哪里，那就在哪里起到补丁的作用”这一席话勉励董绍胜：“革命的青年就要有革命的雄心壮志。”
国风之本在家风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，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。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，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，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，注重家庭、注重家教、注重家风。”董必武身居高位但不自恃特殊，以身作则，严格要求亲属子女。以董必武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，率先垂范，通过一封封家书，涵养模范家风的同时，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家庭建设的楷模。